从本质上说文化产业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隶属于第三产业----服务业。所谓文化产业就是以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形式对现有的文化资源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是现代社会构成的重要组织形态和文明方式。它以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参与配制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已经成为影响当下人类文明方式和社会走向的重要运动形式。从社会运行和控制上来看，文化产业的开发与管理又属于公共事业管理的范畴，是现代管理的一个热门话题。同时，就其现代性而言，文化产业首先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状态，即是以文化商品经济运动的方式来反映社会进步所达到的一种文明程度。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要求把文化产业的开发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当中去，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在现代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性，各种形式的开发和保护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文化过渡地带的河湟地区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藏彝民族走廊”的核心区域。这里民族众多且杂居相间，文化独特且种类繁多，“花儿”作为河湟地区的一种特色文化，应该得到合理的开发和保护，这种开发和保护不仅仅是对一种艺术形式的挽救，更重要的是对一种传统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的尊重。

经几百年的发展，河湟“花儿”已作为一种文化心理渗透到了河湟各民族中间。“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刀子拿来头割下，不死时还这个唱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时至今日，人们对“花儿”的各种开发和利用名目繁多，但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开发只是刚刚起步。如何在当前“花儿”发展现状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产业化运作迫在眉睫。在已经出现的产业化开发中，对其如何进行管理也不容忽视，文章在考察河湟“花儿”发展现状和产业开发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作力所能及的分析。

一、河湟“花儿”概述

（一）河湟“花儿”的历史渊源

“花儿”是一种民间艺术文化，它属于民谣的范畴。民谣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当中即兴创作出来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河湟“花儿”也称青海“花儿”，它的形成同样如此，是生活在河湟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河湟地区主要包括湟水流域和大通河流域的青海东部农业区和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这一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也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落差地带。河湟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包括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撒拉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在长期的融合与社会生产过程中，共同创造了河湟地区的辉煌文化。“花儿”作为这些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是这一地区的民间艺术之花，在整个河湟地区的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这一地区“花儿”跨越了族界，广泛的流传于各民族间，它来源于广大的劳动人民，但却流传于从最底层的劳动者到整个上层建筑的几乎所有人群当中，它是发自于劳动人民心灵深处的对这片贫瘠土地的呐喊与呼唤，体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因而这一地区的人们有着深厚的“花儿”情结。

关于“花儿”的起源，学术界尚未形成一种统一的认可，有学者已经将“花儿”的起源追溯到了春秋时期的《诗经》，但是这一追溯的根据还有待于学者们的进一步考究。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花儿”起源于元明清时代的民族融合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边疆的统治，实行了“移民实边”政策，特别是在明朝洪武年间这种政策的实施达到了高潮。政策实施之下，大量的汉族人从南京、扬州等地陆续迁徙而来，突如其来的生存环境的改变使初来乍到的人们从心理上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和打击，这种挑战和打击对后来的河湟“花儿”的萌生奠定了原始的基础。在以后的各民族交流过程中，汉族将自己的民间歌谣和当时青海地区原有的民族音乐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这种歌谣形式——“花儿”。

（二）河湟“花儿”的特征

   “花儿”虽然是一种民间歌谣，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艺术形式，但它却有着相对严格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指“花儿”的曲令，简称令。据不完全统计。“花儿”的令共有180多种，这些令风格各异，在演唱和填词上各有千秋。然而奥妙之处是同一曲令不同的演唱又有不同的风格，虽然曲令相同而往往却是“十唱九不同”，同时，不同的民族又有本民族特有的曲令，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如土族的土族令，东乡族的东乡令，撒拉族的撒拉令、撒拉大令等。但在演唱过程中一个民族完全可以演唱另一个民族的曲令，这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当然在演唱语言上则都用的是青海方言。“花儿”研究的早期开荒者之一张亚雄先生曾经就将“花儿”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汉语”、“回调”、“番（藏）风”。“汉语”就是用青海方言来演唱，“回调”即演唱的曲令和调以回族、撒拉族等民族的曲调为主；“番（藏）风”则是指演唱的风格高亢、激昂、嘹亮，具有蒙藏民族的风格。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看出“花儿”在为河湟地区的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能说明它是汉民族歌谣和其他少数民族音乐形式的结合产物。

二、河湟“花儿”的发展现状

任何一种传统的民族文化在与现代文化的接轨过程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个尴尬境地似乎已经成为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花儿”作为河湟地区的一种传统文化，也无法逃脱这个过程。在越来越迅猛的现代都市文化的冲击下，这种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已经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艰难的挣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河湟地区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可谓是百业待兴，百花争艳。然而，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在大力发展经济、搞活高原市场的过程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往往重视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产品的开发与经营，而忽略了青藏高原独有的文化产业的开发与管理，这对于在市场经济中本来就显得相对脆弱的文化产业是一个极不公平的挑战，特别是对河湟“花儿”来说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断演变和人们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变，“花儿”的扩布区域正在缩小，既有地域上的缩小，也有人群上的缩小。但是这种退缩并不是说“花儿”在琳琅满目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失色了，没有生命力了。这种境地只是一个过程。长期以来，“花儿一直在红”，但她还尚未形成一种系统化和具有相当规模的，能够在文化市场竞争中独领风骚的产业化形式，还没有充分吸引住“赏花者”们的目光。但是“花儿”却是一种有着深厚文化根底和悠久的历史渊源的民间艺术，其群众基础是极为广袤的。从文化产业的概念上分析，河湟“花儿”在发展状态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产业化形式，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产业化形式在市场经济当中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主要是指“花儿”在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化水平始终难以处于有利的竞争位置上。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先从“花儿”本身说起。

通俗的说，“花儿”本是就是来自于农民，她所反映的内容多为朴实的田园生活，因而也最能够反映河湟地区广大农民兄弟们的心声，是他们心窝窝里的“白牡丹”。但就是因为这一点，“花儿”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就突现出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造成这些问题的最终原因要归结为一个点：狭隘的农民意识。意识形态的滞后性决定了“花儿”在发展过程中，很难摆脱一些传统思想观念和落后的文化模式的束缚。目前，河湟“花儿”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花儿”的学术研究理论与方法较为落后，导致音像传媒和口头传唱缺乏有力的、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理论指导

学术界对“花儿”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0至40年代；第二阶段是50至60年代；70年代至今是第三阶段。不同的阶段对“花儿”的研究层次不同。前两个阶段主要将“花儿”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对它的韵律、格调、形式等方面，而第三个阶段则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开始试探性的摸索“花儿”的产业化问题，试图为“花儿”的发展开拓一片现代文化市场，使它传统的文化价值逐步转化为商业价值，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不仅仅是时代的需要，更是“花儿”自身发展的需要。然而，研究重点的转移仍然没能改变“花儿”学术研究相对落后的现实。有一部分人仍然将重点未能及时调整过来，仍旧在研究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目前，市场上公开出版的有关“花儿”的文献是屈指可数的，但就是这些少得可怜的文献中，仍然很难看到一些关于“花儿”前景的思考和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立足的设想。“花儿”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载体，不仅在体制上有着极强的传承性和模式化，而且通过其不断的拷贝、传递，扩布着各种各样的传统观念和“地方性知识”。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区域性民歌，而是一种极具有文化模式的传统文化载体，是体现多民族文化心理，兼容性很强的边际文化品种。这对“花儿”的理论指导来说是一个难度，长期以来的文化模式和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思想观念之根蒂是很深的，理论指导很难用现代思维方式改变传统的意识形态。学术研究的滞后性影响了“花儿”成为青海品牌文化的速度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水平。

虽然学术研究比较落后，但还是没有和“花儿”的传播实践相结合。长期以来，“花儿”的学术研究和传播实践各自为阵，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种境况使本来就有着狭隘意识形态的“花儿”，得不到适合时代特征的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理论研究的引导，而自己也很难从宏观上把握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命运，因而传播很难打破传统模式的束缚，长久的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

（二）“花儿”发展缺乏专业的创作者，传播队伍中始终缺少领军人物，能够被人们所认可的具有相当水平的品牌人物少之又少。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和发展都离不开一些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家们的参与和努力，河湟“花儿”的发展就是缺少这个因素。在历届“中国民族艺术节”和“上海巴黎音乐会”上，“花儿”作为我省的一种音乐艺术的代表曾多次亮相，但是只有1990年在上海举办的“上海巴黎音乐会”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那时因为当时有着“西北花儿王子”美称的青海省民族歌舞团团长马俊的个人演唱水平正处在高峰期，而且当时从个人到整个团体的准备相当充分。继马俊之后，河湟“花儿”再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在“花儿”事业上取得如此大的荣誉的演唱者。缺少能够走出去的领军人物，影响了“花儿”在外界的知名度，不利于“花儿”商业化水平的提高。

（三）“花儿”界缺少具有一定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作品问世

虽然河湟“花儿”的曲令繁多，风格各不相同，但好多音响制品中的曲目往往重复，虽“十唱九不同”但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缺少具有代表性和煽动性的作品，诸如《花儿与少年》、《上去高山望平川》之类的优秀作品寥寥无几。优秀的“花儿”剧本罕见。陈词滥调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很难再适应人们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心理和文化需要，这直接影响了“花儿”的口头传唱和音响传媒的发展，阻碍了“花儿”文化产业的开发与发展。

（四）大多数“花儿”演唱者的受教育水平很低

演唱者个人的知识水平和文化很低非常有限，阻碍了“花儿”的创新和文化内涵的进一步升华。知识是一切理论研究的基础，而理论上的创新又是事物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经过对青海省内的10位专业“花儿”歌手的调查，其中初中文化程度2人，小学文化程度7人，文盲1人，如此的受教育程度使“花儿”演唱者本身很难以从宏观上把握花儿的发展趋势，对“花儿”的产业化问题缺乏战略性眼光，在演唱和填词上很难有所突破，故只能使“花儿”流落于街头巷尾、山野田间而难登大雅之堂。

（五）“花儿”的文化品牌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人们对“花儿”的认识和理解的层次还比较浅薄，“花儿”事业的发展得不到有力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花儿”的文化品牌问题最早是由青海省“花儿”研究会会长、青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藤晓天先生提出来的。品牌文化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精英文化，是能够反映一个地区人们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普遍文化志趣的代表性文化。“花儿”文化品牌问题的提出得到了社会的赞同，但未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对这种文化的研究没有列入省级甚至国家的科研规划，新闻、宣传、文化等部门尚未形成共识。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工业化和商业化为主导的社会，人们把对物质文化的追求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上，而对文化事业的开发与发展很少有人去关心。

（六）在如何革新的问题上，“花儿”界的意见分歧

在“花儿”的革新问题上，“花儿”界大致出现了三个派别（这里暂称保守派、激进派和中间派）。保守派认为“花儿”的起源本来就缺少理论研究和规范的创作与传播，刻意要求这种民间艺术向现代都市文化靠拢，将不利于它的传播和发展，而且也会使它原有的文化内涵发生变化。而激进派则大胆地将“花儿”与欧美现代音乐相结合，创出了所谓“摇滚花儿”，掀起了“花儿风暴”，在市场上似乎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种革新会不会将“花儿”引向一个发展误区，革新是否适合这种传统文化载体的基本发展规律，这是一个很值得争论的问题。中间派在不破坏“花儿”这种文化形式和基本格调的基础上赞成适当的革新，但他们又不赞成对“花儿”的演唱形式、节奏以及配音等方面进行所谓“过于现代”的改进和改变。这些分歧使一些“花儿”研究者们各自为阵，缺少互相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革新五花八门，但却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

（七）“花儿”研究和演唱实践两方面的人才培养得不到保证，“花儿”事业的传承出现断代危机

在都市文化的强大冲击下，“花儿”这种传统文化模式已经很难再适应现代都市的生活节奏和文化氛围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这种文化艺术的了解就更少了。“花儿”反映的内容多为朴实的田园生活，它很少把眼光从田间地头转向钢筋水泥的现代都市，一走进都市就有些格格不入。“洋文化”始终排挤和嫌弃着“土文化”的土气。意识形态的差距使“花儿”这种“土文化”失去了一些青年人们的青睐，群众基础正在减弱。

（八）“花儿”的音像市场很不规范

市场上盗版音像制品的销售相当猖獗，相关部门和音像制品的经营者以及消费者对盗版音像制品的反对态度不够坚决，打击盗版的意识淡薄。

在笔者对西宁市部分音像店的调查中显示，在“花儿”音像制品中，每10张音像制品中至少有5张是盗版的；每10家店中至少有7家或多或少地出售盗版光盘和磁带。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影响了“花儿”的产业化道路，影响了“花儿”文化产业的开发与发展，阻碍着“花儿”向品牌文化靠拢。

（九）正在创建优秀旅游城市，努力打造夏都品牌，在这个过程中“花儿”作为青海的一种独特文化，人们并没有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夏都品牌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和气候环境等客观条件上的概念，而更重要的则应该是一种文化概念。一个缺少文化底蕴的民族是没有多少发展潜能的，同样一个缺少文化内涵的城市它也不符合现代都市的概念。都市文化是一个兼容性很强的文化群，是各种文化的综合和融合的产物。河湟“花儿”作为河湟地区的一种代表性文化理应在夏都品牌中占到重要的位置，为夏都品牌的打造，夏都文化的缔造作出积极的贡献。

三、关于解决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加强学术研究，提高学术研究的层次，尽可能的做到与时俱进，使学术研究和“花儿”的传播发展相结合，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协调发展

理论研究首先要从宏观上把握“花儿”的发展方向，要以战略的眼光看清“花儿”未来的命运，目光一定要长远，要让“花儿”从反映爱情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发散式的辐射社会的各个方面。理论研究要向宣传青海的各种文化资源做贡献，要为富民强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做贡献。“花儿”本身就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以“花儿”宣传河湟地区的文化肯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同时理论研究要为“花儿”演唱者实践搭建平台，要为实践开拓空间，提供机遇和机会，要让这种传统文化走出去。然而，走出去的根本前提是理论研究要过关，要有相当的水平，即要把这种文化的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要做到适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人群的文化心理需求。所谓文化心理就是指客观世界的文化底蕴在人们主观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这种反映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人们的价值取向、世界观、人生观的影响。所以理论研究还要重视人们的文化需求的发展趋势，要及时分析和把握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动态，关注市场动向，扬长避短，使“花儿”在文化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和品牌地位。

（二）要加快人才的培养，特别是要加快精英人才的培养，尽快包装出几个优秀的、能够在外界打出一定知名度的领军人物出来，为“花儿”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名人效应在事物的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如东北的“二人转”、陕北的“信天游”等，它们同样是属于民间艺术文化体系，若干年前的社会知名度和产业化水平也不是很乐观，但是随着像赵本山、潘长江、阿宝等一些优秀人物的出现，加上这些人舞台上的精彩演绎，使这两种民间文化很快走上了一个巅峰，社会知名度越来越高，商业化水平快速提高，而且在我国的民间艺术文化行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河湟“花儿”的发展何不“东施效颦”，也学学别人的发展思路呢？当然人才的培养绝对不可能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一个反复、迂回的过程。因为旧体制和老观念在新思路面前始终是一个绊脚石，这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决定了人才培养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人才的培养决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做到的事情，更不是说一两个已经成名的“花儿”歌手带出来的学徒就是人才的培养，这里所指的人才培养是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结构体系的，比较规范和科学的“花儿”艺术人才的开发，这种开发要有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要在大众中形成一种保护和开发民族艺术文化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意识；要把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的人才培养才能具有一定的生命力，所培养出的人才也才有可能为“花儿”事业的发展起到真正的模范带头作用。

（三）要鼓舞一些具有一定的音乐创作能力和文化修养，对“花儿”具有一定研究的人搞创作，不管是谱曲还是作词都要提高层次，要专业化、规范化

    要多创作出一些优秀的作品并且要进行宣传和演出，甚至可以到外界去巡回演出。曾经编写的“花儿”剧《马五哥与尕豆妹》就是一部很好的“花儿”作品，在河湟地区乃至整个“花儿”界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花儿”的创作也不一定就要按照现有的模式进行。据了解，曾经被称为是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最原始的谱曲就是来自河湟“花儿”。诸如此类的还有《半个月亮爬上来》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只可惜“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的这种巧妙的创作一直没有引起“花儿”创作者以及其他的音乐人的重视。这种创作对“花儿”的走出去有很大的帮助，它就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既保留着纯正的地方风味，又能够被外界所接受，应该引起一些音乐人的重视。

（四）提高“花儿”演唱者的文化水平，特别是要提高“花儿”界中领军人物和品牌人物的受教育水平，从而提高“花儿”的整体文化素质

    九年义务教育在我国已经能够全面普及，我国的人口素质正在逐步提高，青海作为我国西部的一个落后省份要尽快的发展，就必须先得抓好教育。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在青海，要提高“花儿”界整体文化素质应该从现在抓起，将“花儿”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项内容，让它走进学校，开设一些以“花儿”的学术研究和以“花儿”为内容的声乐、器乐方面的学习，充分发挥这些院校在信息智能以及人才方面的优势。同时对一些艺术团体的现有“花儿”歌手应该进行定时定量的学习，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加强演唱和表演水平，要逐步使“花儿”由田园走向学院。这样不仅解决了“花儿”演唱者受教育程度低、文化底子薄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人才的培养，为精英人才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同时也解决了“花儿”界人才断代的危机。

（五）文化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应该加强“花儿”的文化品牌建设意识，进一步提高“花儿”研究的理论水平和研究层次，挖掘深度，认清市场，把握人们的文化需求心理，加大宣传力度，加强“花儿”的民族文化特色，充分展现河湟地区的风土人情

    近年来，我省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乘风破浪，积极举办了一些有利于青海各项事业发展的大型活动，“中国青海郁金香节”、“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青海省投资贸易洽谈会”等活动的举办，为我省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平台。“花儿”要瞅准这个机会，要把握好这个机遇，在这样大型公开的场合中把握住宣传的机会和力度，将自身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相结合，把建设现代生活的东西注入到“花儿”领域中来。“花儿”不仅仅要体现河湟地区广大农民的心声，同时还要体现全体西部建设者们的心声。要逐步将一些曲目进行包装提炼，“土文化”洋包装。在包装的过程中，更要强调民族特色的包装，把纯正的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注入到“花儿”当中去，要将“花儿”作为河湟地区的一种代言方式，以“花”为媒，充分展示青海各民族的文化特色，让外界更清楚的认识青海，了解青海。

（六）“花儿”界要加强革新和团体协作的意识与能力，革新要尽可能的适应这种传统的民间艺术文化载体的发展规律，加强革新当中的理论指导力，保证革新的科学性、艺术性以及可行性

    不论是“花儿”界的哪一派别，他们对“花儿”这种艺术形式的认识是独到的，也是相当权威的，“花儿”的发展今后应该朝向的哪个方向，这是他们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他们的责任。任何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革新就不存在生命力，没有革新就没有自身的发展空间。从这个哲学理论上讲，“花儿”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它的发展也应该遵循这个规律。音乐形式上面细枝末节的改变也好，大刀阔斧的改革也罢，它们对“花儿”的传播和发展都有着各自的作用，只要是传播，只要是对“花儿”事业的发展提供思路的，都应该得到正确的对待。

    以“花儿”研究者满自忠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人，通过甘肃金典影视音像有限公司先后发行了“花儿风暴”系列两套音像制品。“花儿风暴”的问世，在市场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曾火爆一时。据笔者对西宁市水井巷几家音像店的调查显示，“花儿风暴”刚上市时各音像店每天售出的光盘和磁带最多的有21张，最少的店也有2张，可见其火爆程度。据了解，刚刚上市的“花儿风暴3”其风格和前面的2张相同，但市场前景还很难预料。“花儿风暴”的革新似乎是成功的，但是整个“花儿”界却有些“人气不旺”，它的问世得不到许多“花儿”大家们的认可和支持，当革新到现在这一种程度的时候，已经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了。因而“花儿”界应该团结一致，要互相学习，要真正把“花儿”当作一种艺术，一种学术去研究，要为“花儿”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各显其能。理论要与时代接轨，形式上要适合现代艺术发展的需要，革新方式上要切实可行。发展就要实在，革新就要有效，杜绝华而不实、空虚无力的随意革新和“即兴”改编。

（七）加大音像市场的整顿力度，规范市场监管机制，统一协调市场秩序，以市场为导向加强相关部门的宏观调控能力，切实保护“花儿”音像市场

这一措施的实施，并不只是文化、工商、公安等部门的责任，它同时也是“花儿”事业本身的责任。“花儿”界要和各相关部门互相配合，步调一致，思想统一，灵活运用市场机制自我调节的功能，提高“花儿”音像制品的质量，鼓励出版多姿多彩的品牌音像作品，提高“花儿”音像制品自身的防伪能力，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同时要加大正版音像制品的宣传力度，鼓励人们购买正版产品，杜绝盗版。开通打击盗版监督热线，奖励举报者，以提高消费群体打击盗版的意识和积极性。

（八）“花儿”作为河湟地区的一种品牌文化，应该在“夏都”品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打造“夏都”品牌的过程中，要深刻挖掘本土文化，真正用自己的东西宣传青海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优势，用“花儿”品牌宣传“夏都”品牌，以“夏都”作为“花儿”文化的载体，两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同时要在青海努力营造一种以“花儿”为主体的文化氛围，要让外界真正感觉到青海是河湟“花儿”的故乡，“中国夏都”就是“花儿”的摇篮。这种做法会给“花儿”走出去提供很多机会和商机，有利于确保“花儿”的文化品牌地位。

四、结语

河湟“花儿”是生活在这一地区人们的共同资源，其产业文化的开发必定会为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公共资源，河湟“花儿”文化产业的开发与管理绝对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它是作为保护传统文化刻不容缓的责任，也是青海社会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建设和谐青海的重要内容。开发与管理的重点应该从市场开拓和发展产业化道路着手，任何发展和革新都要为这个中心服务，要真正让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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