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听，记者对此有些难以置信。要知道，《青年一代》兴盛时曾经创下500万份的期发行纪录，《中国青年》期发行量最高达394万份，《辽宁青年》历史上曾经发行到240万份，《山西青年》、《深圳青年》、《黄金时代》的期发行量也都曾超过百万份。然而仔细想一想，记者又不得不承认，这些盛极一时的辉煌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如今，一些曾经受到无数青年热捧的青年期刊在报摊上已经难觅踪影。青年期刊到底怎么了？在中国期刊业大发展的背景下，这类期刊缘何呈现出逆市而行的走向？其生存状况又究竟如何呢？

　　百万大刊

　　经历繁花似锦的黄金时代

　　“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是青年期刊发展最活跃的时期。”《中国青年》总编辑胡守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时，用“繁花似锦”来形容青年期刊那段鼎盛的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长期受到压抑、禁锢的心灵开始寻求突破口。而此时，随着团中央和各级团委恢复工作，因“文革”而停刊的青年期刊相继复刊，一批新的青年期刊也纷纷创办。为满足广大青年在迷惘、彷徨中寻找人生真谛的要求，青年期刊在此时充当起了新时期思想启蒙的急先锋角色，并以“人生价值探寻者”的姿态一跃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主流媒体。比如，《中国青年》关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几乎吸引了全中国青年人的眼球；首创“刊授大学”的《山西青年》成为刚刚恢复高考制度时大批求知若渴的青年人的必读书；“比落后青年先走一步”的基调，让报摊“新到《青年一代》”的广告成为当时上海的街头一景。

　　“当时确实是青年期刊的黄金时代，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期刊就有好几家。”回顾青年期刊那段辉煌的历史，中国青年报刊协会副秘书长尤畏颇为感慨。据他介绍，1988年中国青年报刊协会成立之时，正是青年期刊的鼎盛时期，参加协会的期刊很快便达到了50多家。“那会儿协会的活动非常多，有评奖，有交流，有研讨，大会中会小会不断，我们都参加不过来了。”

　　青年期刊曾经的兴盛也让张泽青感慨不已。“《山西青年》当时的‘刊授大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杂志的发行量上百万份，来自全国的汇款单源源不断地寄来。那会儿没有电脑，只能手工抄，杂志社来不及登抄汇款单，就把一麻袋一麻袋的汇款单拿到学校，让我们这些大学生帮着抄，当年我也帮他们抄过的。”回忆起那些亲历的往事，张泽青感慨道，“当时的疯狂状态现在用语言是怎么都形容不出来的，而杂志社也因为‘刊授大学’这一个点子获得丰厚利润，又是买楼，又是买车，红火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