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铸造新国民国家的新起点--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在社会中蕴藏着对参与有意义的公共生活的热情，这种热情与对共同体的有机情感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巨大的建设性力量，它可以有效地弥补国家行动的不足，增进整个共同体的福祉
      无数生命瞬间远逝，世代厮守的家园瞬间夷为平地，相濡以沫的亲人骤然人天相隔……所有的这一切都无不令人哀伤和痛悼，它使5·12这个日子成为整个中国的创痛。然而，或许正是因为灾厄之巨，创痛之剧，中国社会在对灾厄的应对中激发出了巨大的力量和深沉的情感，让我们在哀痛之余也倍感欣慰。
      与过去三十年的赈灾相比，不仅这次社会对汶川特大震灾的关注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远超以往，而且社会捐赠的数量和速度也前所未有。随着灾情的深入披露，募集的资金每天数以亿计、数以十亿计地增长，许多普通人反复多次多渠道地作出捐助。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以往的中国式赈灾往往表现为通过政府基层组织捐款捐物，而从年初的雪灾开始，人们逐渐不愿意在家中等待、通过电视和报纸旁观，而更多地开始在现场投入直接的行动，以这种方式与受灾者共同分担。在雪灾中，我们先后看到自发的同城互助、在亲友团体中组织施工队伍跨省救援、以及通过网络组织运输团队跨地运送物资和慰问人员，等等。在5·12赈灾中，虽然捐款仍是最普遍、最便捷、最重要的方式，但希望亲临现场、采取行动的意愿体现得更为强烈和明显。在灾区的医院、临时聚居区、通往灾区的运输线路乃至救援的一线，志愿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在各大网站的首页，灾区缺乏的物资清单赫然醒目，人们或购买捐赠或不远万里携带物资赶赴灾区。同样可视为直接行动的还有捐血、认领孤儿、通过媒体提供救助知识，等等。
      在地震震撼了国土之后，社会公众的表现同样令人震撼。钱和物归根到底是一种中介，它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能够解决问题，但毕竟抽空了人际的直接纽带，而在直接行动中所展现、增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任何钱、物难以企及和无法替代的。“曾以为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基本已经算没有了。结果我错了。”有人这样写道。这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感触。与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功利、计算的看法相反，灾害如同一种无声的动员，让公众中间久已蕴藏的参与一种有意义的公共生活的巨大热情充分释放和表达出来。
      在此次赈灾中，我们看到，这种渴望中的有意义的公共生活是与整个国土范围内人群的命运相关联的，是与个体人的生命价值相关联的。这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是特殊主义的道德，我们的古人主张“爱有等差”。今天，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能够仅仅基于作为同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这样一种普遍的身份而对在遥远地域中素昧平生的人们怀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和道德义务感。这种情感和道德义务感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这样一种更为普遍的价值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将原本作为指向对象的抽象共同体还原为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把包括“岗位职责”在内的抽象概念还原为与个体命运之间的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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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紫光阁　　责任编辑：杨剑飞　　添加到收藏夹